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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灰质炎，简称脊灰，在国内俗称小儿麻痹症，它能引起轻重不等的瘫痪，最严重的情况是无法自主呼吸。上世纪50年代，脊灰疫情开始在国内肆虐。
提及顾方舟的名字，也许有些人印象不深，但提起糖丸，提起小儿麻痹症疫苗，很多人并不陌生。一颗小小的糖丸，在上个世纪的中国守护了数十万儿童，让他们免受小儿麻痹症的致残威胁。
顾方舟
1957年，31岁的病毒学家顾方舟临危受命，自此呕心沥血只为一件大事而奔忙：消灭脊灰疫情。从正值盛年到年逾古稀，顾方舟40多年间为脊髓灰质炎的防治工作殚精竭虑，研发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糖丸”护佑了几代中国人的生命健康，最终助力实现我国全面消灭脊髓灰质炎，并长期维持无脊灰状态。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首次开展了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集中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了一批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9月17日，顾方舟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顾方舟出生于1926年，祖籍浙江宁波。4岁时，他的父亲便过世了。1934年，年仅8岁的他随母亲北上天津生活。因为父亲早逝，顾方舟家道中落，年少时受到不少歧视。
194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但在毕业前夕，顾方舟舍弃了待遇高、受尊重的外科医生职业，选择了从事当时刚刚起步、基础差、价值低的苦差——公共卫生事业。而投身于脊髓灰质炎的“战场”，对顾方舟来说，更是机缘巧合下的“必然”。
1955年开始，脊髓灰质炎肆虐中国多地。当时，一个家长背着患上脊髓灰质炎的孩子来到顾方舟所在的医院，“孩子的一条右腿瘫痪、残疾了，她不知道我不是临床医生，不知道我是做病毒方面工作的，是来研究这个病的。她就问我，大夫你看有什么办法让我这个孩子恢复，让他以后能够走路，将来能够自立。我就劝她，没有什么特效药，你只能到医院去做外科手术……这个母亲听完以后，非常之失望。”
这件事，深深刺痛了顾方舟。“我就想，这有千千万万的孩子啊，一个大流行年，能有两万到三万的孩子瘫痪……因为这个病。”
1957年，31岁的顾方舟临危受命，开始进行脊髓灰质炎研究工作。
在《一生一事 顾方舟口述史》中，记载了青年时期的顾方舟接下这个“担子”时的心理波动：“卫生部的崔义田副部长找我谈了一次话，挺严肃的。当时咱年轻，没见过大部长，我说：崔部长，您的意思是让我一辈子搞这个事儿？他说：对，让你一辈子搞这个，要解决脊髓灰质炎的问题。当时我们中国科学研究的环境很不怎么样，做研究工作很困难，什么条件都要自己去创造。”
条件困难到何种程度？顾方舟举了一个例子：研究中要做体外细胞培养，需要一个成分，就是牛的血清。在国外，牛血清早已商品化，但中国当时没有这个商品。无奈之下，顾方舟带着实验室的人到昌平的屠宰场，找到胎牛（还怀在妈妈肚子里头的小牛）要采血。但他们不忍把孕牛宰杀取血，又和屠宰场老板协商：牛要生产时，立马通知他们去取血。
在窘迫的条件下，研究却从未间断。1957年，顾方舟调查了国内几个地区脊髓灰质炎患者的粪便标本，从北京、上海、天津、青岛等12名患者的粪便中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并成功定型，打响攻克脊灰的第一战。然而，这距离疫苗研发成功的目标相去甚远。
1959年3月，卫生部决定派顾方舟等人到苏联考察脊灰疫苗的生产工艺。同年12月，经卫生部批准，成立脊灰活疫苗研究协作组，顾方舟担任组长，进行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究工作。在研究的关键环节临床试验阶段，Ⅰ期临床试验（分为Ⅰ、Ⅱ、Ⅲ三期）需要观察疫苗对人体是否安全、有无副作用，所以要有少数人受试。
几乎没有犹豫，顾方舟和研究室的同事们冒着瘫痪的危险，分别喝下一小瓶疫苗溶液做测试。一周后，他们安然无恙，生命体征平稳。但顾方舟的眉头却拧得更紧了：脊髓灰质炎多出现在儿童群体中，必须要证明疫苗对孩子也适用才行。找谁的孩子做试验呢？
一个危险的想法在顾方舟的脑海中盘桓。“我的第一个孩子1960年出生，我就想，他正好符合这个条件，还不到一岁。”就这样，顾方舟背着家人，偷偷给自己刚满月的大儿子服下了疫苗。后来，同为病毒学家的妻子知道了这件事，她没有责备顾方舟的一意孤行，反而宽慰他：会没事的。最终，孩子安全度过测试期，证实了疫苗的安全性。
直到1960年，脊髓灰质炎疫苗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当年12月，首批500万人份疫苗生产成功，在全国十一个城市推广开来。投放疫苗的城市，流行高峰纷纷削减。
液体疫苗投放后，流行高峰纷纷削减，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为了防止疫苗失去活性，需要冷藏保存，这给中小城市、农村和偏远地区的疫苗覆盖增加了很大难度。怎样才能制造出方便运输、又让小孩爱吃的疫苗呢？
“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孩子喜欢吃糖，干脆就把它做成糖丸。”在《顾方舟传》中，记录了当年科研人员们的心血：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测试，顾方舟等人终于成功研制出了糖丸疫苗，并通过了科学的检验。很快，闻名于世的脊灰糖丸疫苗问世了。除了好吃，糖丸疫苗也是液体疫苗的升级版：在保存了活疫苗病毒效力的前提下，延长了保存期。为了让偏远地区也能用上糖丸疫苗，顾方舟还想出了一个“土办法”运输：将冷冻的糖丸放在保温瓶中。
据统计，自20世纪60年代初，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制成功并投入使用以来，至少避免了150万儿童因脊髓灰质炎导致麻痹，至少避免了11万儿童因脊髓灰质炎导致死亡。
2019年1月2日顾方舟去世后，在社交平台上，凭吊他的人们亲切地称他为“糖丸爷爷”，或许，这是对顾方舟毕生心血最简练的概括，更是对他一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最深切的悼念。
2000年，经中国国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委员会证实，中国本土“脊灰”野病毒的传播已被阻断，成为无脊灰国家。在“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上，时年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顾方舟回忆，回来后他跟老伴儿说，“（我国的）脊髓灰质炎消灭了，咱们这几十年没白辛苦。”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首次开展了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集中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了一批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根据评选颁授工作部署，在各地区各部门反复比选、集体研究的基础上，经组织考察、统筹考虑，产生8名“共和国勋章”建议人选、28名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最终顾方舟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介绍中写道：顾方舟研发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糖丸”护佑了几代中国人的生命健康，使中国进入无脊髓灰质炎时代。其荣获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和“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
但是，顾方舟将自己的人生简单地概括为“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他说，“我觉得很满足，可以跟老百姓说，我尽力了，你们的孩子再也不得这个病了，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这样，没有别的所求。”
无论是在疫苗试验阶段携子试药，还是在研制、生产的攻坚阶段，带着家人在条件艰苦的云南“花红洞”生活，对于顾方舟来说留下许多遗憾。但在顾方舟的长子顾烈东眼中，其对父亲所做的一切有着不一样的解读。
顾烈东曾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自己长大后，通过和父母聊天，才得知当初被父亲带着“试药”一事，“我对父亲当时的决定没有丝毫埋怨。”他说，因为“消灭脊髓灰质炎是父亲毕生的心愿，尽管作为他的子女，我们没有继承他的衣钵，但我对当初能参与到实验中感到欣慰。”
顾烈东还回忆起儿时的一件小事。他说，母亲也是学病毒的，自己八九岁的时候，父母经常在生物所的研究室里加班。“当时，晚上照顾弟弟睡觉的责任就落在我身上。有一次，生物所的食堂放电影，是我最喜欢的《地道战》，早早哄弟弟睡觉之后，我就偷偷出去看电影了，演到一半，广播突然在喊‘顾烈东，请来大门口一趟’。我在想‘怎么回事儿’，过去一看，原来是弟弟醒了，一看爸妈和我不在身边，就来大门口找我们了。我这才意识到，已经入夜了，父亲母亲还在实验室里辛勤工作。”
顾烈东说，父母工作到深夜，是他们儿时的常态。“他们都在无菌室里，一进一出都要穿脱连体的工作服，要一道一道进行消毒，手续非常复杂，所以他们一进去就很难出来。”
对顾烈东来说，父亲不仅从严治学，也从严治家。一家人住在东交民巷时，家里有个大方桌，“父亲时时给我们开家长会，要我们反思学习上的不足、品行上的不足。”
生活中的顾方舟，在长子顾烈东看来是最慈祥的父亲。“对于母亲来说，他是一个好丈夫，对于晚辈来说，他也是良师益友。”
顾烈东提到，父亲生前很喜欢拍照，闲暇时给母亲和他们兄妹三人拍了很多照片。“很多都是抓拍的，我小时候站在楼梯上，手里抓着什么在吃着，父亲就给拍下来了，现在回头去看，都很好玩。”
顾方舟先生逝世后，家人收到了来自先生曾经的同事、学生等多方面的慰问。顾烈东说，父亲临终前，曾对子女们有过一些嘱咐，“他说，希望我们踏踏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来源： 环球网 作者：张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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